赵明恩(1910-1940) ，通川区蒲家镇人。1922年，进入蒲家第五高级小学读书，在戴治安、张鲤庭的引导下，积极投入反对封建神权和封建礼教的斗争。1925年，考入达县中学读书。1926年参加了戴治安在达县组织的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28年，在蒲家场经牟永正、牟仲宇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。1929年初，出色地完成了达县县委交办的与李家俊、王维舟开展武装暴动的联络工作，有力支持了万源固军坝的起义斗争。

1930年春，赵明恩任蒲家场党支部书记。1931年5月，蒲家场地下党组织为筹集党的活动经费，决定武装夺取敌人的税款，打死了敌乡公所的收款委员。不幸的是，参加这次行动的共产党员龚荣美被敌人追上逮捕，后被杀害。敌人在蒲家场搜捕共产党人，赵明恩等人被迫离开蒲家场。1931年10月，赵明恩被坏人告密遭逮捕，关进达县监狱。1933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解放达县城，赵明恩被红军解救。随即，赵明恩参加了县苏维埃工作。当时，刘子才任区委书记，赵明恩任蒲家乡苏维埃主席。11月13日，中共绥定道委成立，刘子才任道委书记，赵明恩任秘书长。后调红33军搞宣传，不久调任道委宣传部部长。

1935年初，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前，决定组建巴山游击队，在川陕边坚持游击战争。撤离川陕苏区时，留下了一支1000余人的独立师，刘子才任师长。红军主力撤离后，刘子才指挥游击队四处出击，打了一系列胜仗，给苏区人民撑了腰。但1936年4月，胡宗南派来一个师的正规部队进行“围剿”，刘子才在胜利面前又麻痹轻敌，错失战机，致使游击队被全部包围。在极为不利的情况下，游击队被迫拼命突围，损失惨重。转移中，又一再遭受挫折。后来整个队伍减少到65人。在这危急关头，赵明恩被推上了巴山游击队主要领导岗位。

1936年6月，巴山游击队在南江县大河石窟召开全体会议，严厉批评刘子才麻痹轻敌，不注意保存有生力量；不善于依靠根据地人民发展革命力量，建立巩固的游击根据地；不善于重点打击顽敌、分化瓦解敌人等错误。赵明恩在严肃批评刘子才的错误后，主张帮助刘子才改正错误。会议决定撤销刘子才的职务。赵明恩在会上提出了“打陕安川”，在南江桃园一带建立根据地和开展游击战的正确方针，也得到了大家的赞同。会议决定将原游击独立师整编为营，推选赵明恩任营长。接着，又重建了党支部，赵明恩兼任党支部书记。会议以后，游击队采取了正确的游击战术，打了一系列胜仗，扭转了不利局势。

1936年10月，红四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，向党中央报告了巴山游击队留守苏区的情况，党中央决定派人同游击队联系。1937年2月，党中央派何孝林回川向游击队讲明目前国内革命形势以及红军、游击队改变情况。9月，党中央利用国共合作时机，通知国民党当局承认巴山游击队的合法地位。1938年，党中央又再次派人与游击队取得联系，希望赵明恩带队下山到延安。但因游击队长期与外界隔绝，不了解国内外政治军事情况的变化，更不理解“西安事变”后党中央所采取的方针，因此，不愿下山到延安。此后，中央与游击队之间多次进行联系，均未能成功。国民党当局又拒不承认游击队是共产党的武装，诬之为“土匪”。

尽管如此，赵明恩还是逐渐从敌人的报纸上了解了党的政策，对游击队的政策进行修改，要求团结抗日。游击队加强与村、乡原苏维埃干部的联系，扎根群众，对开明绅士进行统战工作，争取各方面的力量，集中打击陕西豪富，稳定川境游击区，扩大革命影响，又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，使部分地方势力保持中立。并在根据地内不征粮，不派款，保护商旅安全，活跃集市贸易。还在根据地中心设立中西医药铺，让老百姓免费看病吃药。由于这些正确措施和政策的实施，游击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。一年多时间，游击队又由50多人发展到700多人，以南江县桃园为中心，纵横300平方公里的根据地。赵明恩也在革命实践中成为一个成熟的领导人。

1938年，国民党无视中共中央的抗日主张，开始对巴山游击队进行“川陕围剿”，调集川陕两省部队7000之众向游击队扑来。敌人采取构筑碉堡，步步为营，截断游击队与群众联系的反革命策略，妄图把游击队困死。面对严峻的形势，赵明恩率领游击队避实就虚，昼伏夜出。至1939年冬，游击队终因众寡悬殊，敌强我弱，加上敌人利用叛徒、土匪打前阵，被敌逼进原始森林。游击队在雪窟冰窖歇宿，用树皮草根充饥，加上天天打仗，日夜转移，减员惨重，最后只剩下20余人，处境极端险恶。

1940年3月，游击队转战到碑坝(今属陕西南郑县)山上，被强敌四面包围。他们与敌进行了殊死的战斗，大部分同志倒在血泊之中，赵明恩率领通讯班班长杨芝芳等4人突出重围，打算回达县重新集聚革命力量，再展宏图，不料，转移到猪槽沟休息时，被叛徒杨芝芳杀害而牺牲。赵明恩同志被敌割首悬挂南江县城城门示众，将躯体挂在焦家河。后由当地群众将他的遗体掩埋。他牺牲时年仅30岁。
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南江县人民政府追认赵明恩同志为革命烈士。1959年，叛徒杨芝芳被处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