牟永正(1901-1941)，又名牟曼悦，通川区蒲家镇人。其父牟子厚，清末武秀才，对人诚恳，常以“正大光明”勉励子女，故长子命名为牟永正，次子命名牟永大，小女命名为牟永淑。

牟永正 1913年入永兴寺小学读书。1919年，永兴寺小学改为达县县立第五高级小学校。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波及学校，他积极参加学生集会，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，从中受到深刻的反帝爱国教育。

1920年，牟永正考入绥属联中。在新思想、新文化运动影响下，他订了《东方杂志》《世界知识》《国闻周报》和《新青年》《觉悟》《人声》等书刊，如饥似渴地研读，开阔了视野，提高了觉悟，积极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。他还与戴治安一起秘密散发反动当局禁读的《极乐地》等，在同学中传播新文化、新思想，组织反对列强，抵制日货的活动。1922年，其弟牟永大也考入联中，他对其启发开导，并支持他打抱不平，匡扶正义。还与同学杨辉如、张元昌等结下深厚友谊，成为形影不离的挚友，共同研讨人生的正确道路。

1923年，牟永正在联中毕业后，赴上海求学。在此期间，他积极向进步报刊投稿，在《立报》发表日记，结识了潘汉年、郁达夫，又经二人引荐，认识了郭沫若，参加了创造社。

 1925年，他响应“文艺还乡”的号召，持郭沫若手迹证明回到达县，通过友人介绍其弟牟永大去南京法制大学学习。接着牟永正应聘到私立明达公学任教，与陈慕勤等一起，探讨时事和社会问题，传播革命思想，支持进步青年覃仲芳等成立“绥属青年学术研究会”，学习和研究革命学说。

1926年，陈毅来达县，牟永正和李家俊、张元昌等在其指导下，秘密成立了“达县革命文学研究会”，开展革命文艺活动，同年到“五高”任教。

1927年，牟永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与五高小教师中的共产党员一起在蒲家、魏家一带从事农民运动。1928年春，任达县第一个中共地方党组织——中共蒲家支部委员会委员，负责宣传工作。牟永正应李家俊邀请去万源固军坝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。不久，被反动当局察觉，不得不由李家俊陪同仍回五高小任教，并介绍李家俊在蒲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1929年，因其弟牟永大身份暴露，遭到通缉。为避免敌人抓捕，党组织决定其转移到外地进行革命斗争。

1932年底，牟永正考入北京华侨救国军干部训练班，后被人告密，在训练班以异党嫌疑被开除。离开北京回川后，辗转梁山（现重庆市梁平区）、重庆、成都、壁山等地，以教书为掩护，坚持地下活动。

1935年春，他得知弟弟壮烈牺牲的噩耗，无限悲愤，决心化悲痛为力量，将革命进行到底。他到牟永大殉难的地方凭吊，并写下了“人行水上舟，客心随伊去。牺牲为中共，遗恨在沙丘”的诗句。

1936年，他从壁山回到达县，在达城二小执教。他积极组织“自力读书会”，创办《小学生旬刊》，发动群众订阅《国难三日刊》《救亡日报》《大声周报》等进步报刊，还秘密代销《共产党宣言》《唯物史观》等革命书籍。

1937年7月7日，抗日战争爆发。七七事变后，郭沫若回国抗日。牟永正为了用校歌激励革命师生，推动学校的抗日救亡斗争，便立即去信请郭沫若为“二小”写校歌。郭沫若欣然应允，还将牟永正的信连同他的回信加上前言，发表在同年《中国文艺》第一期上。“二小”得到郭沫若的回信和校歌很受鼓舞，牟永正又请作曲家吕骥谱了曲，唱遍全城，激起无数青年学生的战斗热情，把达县的抗日烈火烧得更旺。

1938年，日寇施放剧毒性伤寒菌屠杀晋鲁翼军民。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同志就此通电全世界，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，呼吁主持正义的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给以政治声援和物资资助。牟永正积极组织教师和学生街头宣传，揭露日寇罪行；开展募捐活动，写慰问信，声援抗日战士。对此，反动当局视为异端，勒令学校将其解聘，并非法剥夺教育权三年。他回到蒲家场，常在茶馆酒店散发《新华日报》和郭沫若寄给他的抗日宣传画报。对此，反动政府下令逮捕他。同年10月4日晚上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包围了他的住宅，随后，枪声密集，“捉活的”的吼声震天。他沉着机智地从屋后攀藤附葛沿绝壁而下，逃出包围圈。后转移到万县，与党组织接上关系，增补为中共万县中心县委委员，负责宣传工作。不久，党组织派他到成都协办《华西日报》。后即去嘉定（现乐山）牛华溪重掌教鞭，教书育人，从事地下革命活动。

牟永正很重视对子女的教育。他在牛华溪曾多次写信告诫他的儿子牟俊昌：“志向无妨远大，但气性却要收敛。要宁静才能致远，暴躁之气绝不可有。”又说：“自尊不是自高自大，敬人不是小看自己。做事要求切实，有困难不畏难。不要怨天尤人，不要埋怨人家，首先要严于责己。”

牟永正的一生，大部分是在同各种反动势力的斗争中度过的，尤其是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之后。由于敌人多次的追捕、迫害，他辗转奔波，斗志未减，战斗不止，终因积劳成疾，于1941年病逝于乐山牛华溪振华小学。终年40岁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被追认为革命烈士。